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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读会114:“战争的历史”还是“历史的战争” ——谈当代社会的二战记忆 活动报道 
[作者:小竹竹     时间:2017-6-27   访问:807]      

  关于战争,平日里我们主要都是通过电影电视、各类照片、史书记载等,了解那一时期的内容。然而,6月25日的敏读会上,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孟钟捷教授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看待战争、看待历史的角度:通过战后各国的重建以及衍生出来的伦理道德问题,让我们了解二战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本次敏读会共吸引到了55位读者参与。

 在正式进入主题前,孟老师先为我们展示了几张图片。 图一是一张漫画版的默克尔,为什么漫画家要以这样的方式刻画默克尔呢?这是因为当时他当时强硬反对希腊的提案,迫使希腊放弃对德国要求的战争赔款;图二,从普京会见日本首相,讨论“北方四岛问题”可以看到,战后关于各国领土问题直到今天仍旧是各国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二战末期,对于领土处理不当,给今天留下很多问题。图4说红场阅兵与图5的背北京阅兵。这些图片都是2015年的阅兵式,是二战胜利70周年的几年。还有图六、图七、图八,中日韩三国对慰安妇问题的理解 、对南京大屠杀的理解和对靖国神社的理解,这些问题加剧的中韩对日本的紧张关系 ,也可以看做是二战战后问题处理不当的缩影。现在各国建立的二战史料馆,表面上看是纪念二战,往深刻的含义里探讨,是讨论各国对二战战后问题的看法和处理。

 孟老师此次的讲座共分为四个部分:从历史到记忆:理解“历史之战”的前提、各国内部的二战记忆塑造、各国之间的二战记忆碰撞以及中国抗战记忆的国际化与日常生活化。

 一、理解“历史之战”的前提

 我们来看问题一,对于“历史之战”的理解,首先要说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种记忆,是个体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记忆。今天我们讨论的历史是对各个国家的人民们的一段记忆,这段记忆不仅影响了这个国家国民特性的变化,也对这个国家在当代发展形态有深远影响。在这里要申明一点,史学家在 研究问题时不可避免有一定主观因素,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史学家对待历史史料时,一定要尊重史料的客观性。

  讲到这里,孟老师为大家推荐了几本书,首先是《论集体记忆》和《从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竞争优势》,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的记忆是如何“塑造”的?我们是把记忆称作机能还是文化呢?莫里斯写的《论集体记忆》里面说到了一个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问题,你个人作为一个个体生活在集体中 ,不可避免地受到集体的影响,所以个人的记忆不可避免地继承了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同时 不同集体之间也是有一定差异性,就导致 不同个体之间记忆的差异性不仅仅存在于对集体记忆认同的多少,也存在于不同集体间记忆差异性上。以德国和日本的 教科书为例,我们可以看到 两个国家对二战历史的认识是截然相反的 ,德国人尊重历史和日本人扭曲历史这两种态度,塑造了两种不同方式 处理二战战后问题的民族,同时各国对其反应也是不同的。

  在书籍《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和《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都在讨论同一个话题,社会记忆与文化记忆的 问题,提炼出来一个本质,持续存在。持续存在这个概念我们引入,是要说明怎样讨论二战这个大的话题,怎样去解决二战这段社会记忆,怎样把它作为文化记忆去评价,等等。

  二、各国内部的二战记忆塑造:共识如何形成?

  在讲述这个问题时,孟老师同样放了几张图片来说明。无论是纽伦堡审判还是东京审判,都反映出二战战后问题的第一个重要点,即战后对战犯的审判。纽伦堡审判主要针对德国战犯,而东京审判针对日本战犯。对战犯的审判实际上是各国共同塑造二战记忆,是国际性的塑造,而这些后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话题,在社会引起的反映,无形中塑造了各国 国民对二战初步印象,即二战是反人类的、反社会的战争,给各国都带来了灾难 ;对于战败国来说,在审判的过程中有助于他们认清自己的罪过,深刻反省,这也是一个教训,警告人类不要再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战胜国来说,这是一种申张,是一种对历史的回味。

  我们可以看看各国是怎样把这种二战记忆变成国家特有的集体记忆的。对德国来说,主要是走过了一段忘却到警醒的过程。德国早期的强制迁徙,主要是将承载这部分记忆的人群迁走,不希望将这段历史继承下来。后来的人民认为这段记忆应当被铭记,去警示后人,于是德国出台“纽伦堡法”详尽解释,将战争以法律形式记录下来,然而整个德国走过的是一段挣扎的历史。从战后初期的“大赦法”到后来的“纽伦堡法”对纳粹分子的认识,对整个战争发动的认识,还有当时联邦德国政府机关内纳粹分子的 占比等等,都可以看出,战后初期的德国仍旧认为战争是正面的,联邦德国并没有深刻认识到作为战争罪人的身份。整个国家对战争的认识的转变,是一个逐步的过程。60-70年代的德国出现了反思战争的社会风潮,其中勃兰特下跪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的犹太人隔都纪念碑下跪,表示认罪并深刻反思战争罪行。虽然在国内是逐步让纳粹分子回归正常生活,但是 对外,德国展现出深刻而坚决的认罪反省态度,比如坚决向受迫害的犹太人赔款,履行战争赔款等。然而这时期德国内部对战后问题的认识仍旧反复,你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右下角这段话,翻译过来是一个询问——勃兰特该不该跪?

我们可以看到,勃兰特个人在战争期间还只是青少年,没有参与任何纳粹活动,但是在战后70年代这一时期,为了给国家树立一个正面形象,鼓励史学家认真研究这一历史,反思战争罪行,他才做出下跪举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事件后整个德国对战争的态度的转变,在80年代,国会会议上将58日定为一个特殊纪念日,因为这是德国投降的日子。

接下来看法国,一部分是戴高乐为代表的关于抵抗德国的记忆,另一部分是贝当维希望政府的绥靖治安政策,这里反映出两种塑造战争记忆的手段,维希政府的绥靖政策,是将战争的合法性解释为法国属于德国的一部分,将纳粹宣传为正面形象。而戴高乐这边的抵抗组织,宣扬的抵抗侵略,同时还借助当时的局势,加强或缩减 这个宣传的强度。照理来说法国在二战中是被害者,然而在战后史料研究发现,维系法国当时也是迫害犹太人的主力军,于是在90年代 ,法国兴建博物馆 纪念这一事实,强调即便是被迫去犯下罪行,也应当承认并 深刻反省。

再看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国,在塑造战后历史的时候,是先宣传战争中的英雄,后来慢慢转移到大屠杀幸存者身上,纪念大屠杀。以色列这个活动带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效果,因为当以色列讲述犹太人受迫害的故事时,周边国家忽然发现这个国家的国民历史上有经历这样可怕的故事,于是就产生同情,而共同经历过的则是产生共鸣,在国际上引起最 大反响的来自德国,德国表示认罪并向犹太人道歉的这一反映,这是大屠杀这一历史所带来的文化认同,带来的共同的文化记忆与共识。

  三、各国之间的二战记忆碰撞:争议怎样消弭?

 讲到这里,孟老师先展示了一张欧洲多国领导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参加悼念仪式的图片。孟老师认为这是各国塑造联合记忆的尝试,试图将对这一战争的共同认识植入各国的文化记忆中。德国一开始是将对奥斯维辛的悼念仪式作为国内仪式进行,到了21世纪,开始作为国际性的悼念仪式进行,邀请各国参与悼念。 

 2010年以来德国 和法国合作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严谨地将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德国正视历史这个态度可以在教科书的内容中深刻反映。而在对大屠杀的悼念中,无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受害者,还是达豪集中营的多样化纪念,这些记忆沟通的变数,首先体现在被害者身份,其中达豪集中营主要关押政治犯,而奥斯维辛是犹太人的集中地。而当时德国迫害的不仅有政治犯 和犹太人,还包括像同性恋、信仰犹太教的人。而德国只对犹太人道歉这种微妙的 态度也是一个争议性问题。随后还有这个更具争议性的话题“加害者的‘被害情节’”当时的加害者多数都说自己也有受害问题,最具典型的是广岛核爆问题,日本人声称自己是二战的受害者 ,而对自己加害者身份避而不谈。再然后是宏大记忆与个体记忆的落差,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历史教科书表格中对二战历史阐述问题的比例变化,在德国,不同代际受到的关于历史的教育不同,同时,亲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和后来的一代人对战争的记忆的不同,这种落差都带来了许多争议性问题。

 在一张德国历史教科书中的表格可以很明显看到这里面对德国、日本、美国 、英国、波苏联等等各国死亡人数都有统计,但唯独中国是不详,这里面有两个原因,我国研究成果不受认可,还有战后一段时期冷战思维的影响。接下来是关于英雄崇拜与平民哀悼的问题,这里面也有一个差异,直接影响到各国对战争记忆的塑造。

 四、中国抗战记忆的国际化与日常生活化

 在国际化上,就是前文我们谈到的,德国将悼念仪式推广到国际,而日常生活化就是兴建各种纪念馆博物馆,将代表战争记忆的史料保存下来,成为后人文化生活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这个柏林洪堡大学纪念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块纪念碑,就是把战争记忆通过纪念碑形式竖立在大学门口,成为大学生生活的一部分,成为这个国家国民记忆的一部分。而这张图里的碳化盘,直观地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则是一种接地气的方式将这段记忆和老百姓的生活联系起来,完成战争记忆的日常生活化。

 那么中国要以何种方式讲抗战记忆过渡为一种二战记忆,受到各国认可呢?孟老师认为现在主要用三种方式,包括国际性的对话论坛,抗战记忆的原始资料汇编及外译,还有寻找具有国际性标志的 抗战事件、图片和人物。比如现在放出来的一张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它是受到国际认可的照片,反映了这一史实,所以就成为一个有力的证据。而对中国抗战的日常化,就是通过抗战亲历者的口述、社区记忆的营造和城市记忆的呈现,去塑造整个国家的战争记忆。

 孟老师此次的讲座是以二战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作为切入点的,略微偏学术一些,但是他的讲解却非常清晰。在互动环节,有一位读者通过电影《浪潮》提到了历史教育观的问题,孟老师表示:“现在我们推崇的历史观,离不开一个实践的理论,要求摆事实讲道理,从各国历史教育来说也是这样。现在大学对历史的研究,纳粹对那段历史的强烈反思,会逐步引导整个社会形成的 反思热潮,引导 德国青年人深刻认识历史,从而逐步塑造了这样的战争记忆。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受害者的儿子的研究看到这一点,这个儿子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他写了一本书,问当时为什么许多既不是纳粹党员也不是战争狂热主义份子的德国人,被要求屠杀犹太人时没有犹豫,他给出的答案是这些普通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教育就是种族灭绝主义,这种历史观教育导致他们被安排到这个位置时,被要求进行种族灭绝时不会有犹豫。这种国家层面的史观教育,可以看出对青年人的影响,乃至这一代人后来的处事方式。现在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在吸取这些教训,反复论证要教育年轻人的内容,推行正确的价值观。”而这,也是我们举办这样的讲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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